颜卿鸿
大学，要雕塑大器，非雕虫小技。
大学，要造就大师，非跳梁小丑。
大学，要办得大气，非拘谨小气。
沿着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同时细观当下国内高校办学现状，我这样十分直白地阐释大学的涵义。其实，自从大学产生以来，就已经十分恰当地界定了大学的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这就是“大学本位”——大学内在的本质涵义，或曰“高校本位”（准确地说，“高校”是从社会组织机构来界定的，而“大学”则是从机构的社会功能来界定的）。
一个普通社会公众评价一所大学的内在“气质”，也主要看它的社会功能效应，即是否有：大的讲坛、大的课程、大的课题、大的项目、大家名师、大器弟子、大气用人、大的贡献等，这就是大学的“大气”。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制度创新滞后，不规则的市场化竞争冲击着大学本位，挤占着办学资源，因而对外在利益的追逐也成为各大高校不得已而为之的重要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大学内部结构的形成和调整。
权力、资本、劳动、知识、技术、信息等都是社会生产要素，都参与社会生产过程创造社会价值，但参与创造的价值大小和比重有所不同。在高校内部，同样存在着权力—资本、权力—知识、权力—劳动、权力—权力、知识—知识、劳动—劳动、知识—资本等这样的结构性关系，但权力—知识的结构成为贯穿于大学各项工作的主线，体现着公共管理者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其他结构。
大学，在社会公众眼里，无论如何，都始终应该是扮演知识传播（教学）和知识生产（科研）的角色。但是，纵观目前国内高校内部状况和当前外部体制机制，大学本位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与知识二者的结构性失衡，产生一种“强权力—弱知识”的结构性格局，知识成为权力的附庸，大大地淡化了大学的本来涵义和社会功能。
正是因为在整个社会或党政机关里，“官员学者化”与“学者官员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现象，因而对“大学本位”的冲击也相当严重。利益分割时期，官员与学者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一方面，官员与学者相互轻视和诋毁。低学历官员与高学历学者之间更可能产生对立情绪，互相看低其社会价值和贡献。比如一些高校管理者认为，现在搞科研的无非是为自己捞钱、评职称（其实搞科研至少为国家、为社会进行知识财富的创造和才智贡献，然后才是自己的劳动报酬。当然也不否定目前为捞钱搞科研、评职称等“知识资本化”的浮躁，体现着知识—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再如，目前高校出现的老师在课堂上批判政府、背后学生“告发”老师的现象，依然是“权力—知识”的结构性关系没有理清。知识传授者难免要批判政府（当然要说得有根据），涉及知识对权力的批判、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对现行社会的反思，而学生“告发”、公安部门介入侦查，则是权力对知识的“规范”， 警察监管知识，几乎是权力的滥用。而另一方面，官员与高校两者利益相互“媾和”。官员需要冠冕知识的头衔，需要硕士博士学位和文凭以晋升职级，因而在干部提拔中容易出现造假文章、拿假文凭、立假项目、冠以科研“挂名”等，邀功请奖，以尽量满足干部提拔或“破格提拔”的晋升条件；而大学需要手握重权的官员在立项和资源倾斜等方面“网开一面”。因而这种权力与利益在外部的交接和互惠，使得大学难再成为知识的圣地和殿堂，知识实际面临着屈从于权力的社会风险中。
在大学内部，管理者与教授之间的矛盾似乎在日益加深。比如近年互联网流传的某某教授VS某某院长等事件，所反映的就是公共权力与公共知识之间的冲突。“整人政治”曾是特定时期权力异化的现象，但它在中国影响了几代人。教师屈从于弄权者，知识更成为权力的愚弄对象。
在大学内部，“学术行政化”现象似乎愈演愈烈。如科研院所评聘职称、学术评奖等都会通过一种协议机构——学术委员会来评价，而这些评委中大部分是单位中高层领导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单位“一把手”的书记或行政负责人担任），因此往往会出现真正人才得不到晋升而假人才会平步青云的现象，这样一方面强化专业技术人员对个别领导者的人身依附关系（立项目发文章等，几乎不参与具体事情的领导者挂名第一），一方面两者关系的严重对立。当“关系就是生产力”、教授是“评”出来的、校内管理者的知识权威是“树”起来的等等，这些有悖于社会公理的话语，从高校管理者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深知知识的命运七上八下了。这不过是说话者企图为自身或者亲朋戚友上职称上官位寻找“合法性”的辩词而已，这无疑使得高校更加“官僚化、庸俗化、帮派化、利益化”。
正是因为权力凌驾于知识之上，因而高校内部的有限资源流向、政策偏向、收入分配倚重、职位敷设和干部提拔等等，都会大大倾向于管理岗位和长期从事管理的人。因此，权力与知识、劳动之间的关系在高校内部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衡：在权力拥有者与知识者、劳动者之间，劳动量和劳动强度大小同收入高低之间成反比，同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和条件之间成反比。
我认为，高校恰恰需要“行政学术化”，这至少是剔除目前盛行的“学术行政化”的过渡性做法。不同于党政机关，高校或科研院所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殿堂”，权力拥有者（管理者）本身应该是真正的知识权威、学界泰斗，而非沽名钓誉、装腔作势者。知识生产和传播者至少在良知上能够善待知识和劳动，善待人性的发展。而当前中国一些高校或科研院所内部，权力拥有者并非真正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者，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少有掌握公共权力，因此权力和知识“两张皮”现象近来愈演愈烈，更加强化了“官僚化、庸俗化、帮派化、利益化”的不良。管理者“自卑式的自负”和名学者“自负式的自惭”心态同时并存，前者容易滋生出阿伦特所谓“平庸的邪恶”，产生不懂装懂、玩弄权术的“霸道”而非“王道”，后者则容易滋生出“激进的无为”。实际上是权力在“审判”、“压制”甚至于“玩弄”知识。
因此，鉴于社会的评价和当下中国高校现状，我呼吁高校需要回归“大学本位”。一个大学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皆源于大学本位，大学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利益分配都应该是有利于知识生产和传播，而绝不是淹没于争权夺利、金钱资本追逐和权力无赖的压制中，否则教育振兴无望，民族复兴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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